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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某防空旅迎来今年最特别的营区开放日

文字:[大][中][小] 2018-12-16    浏览次数:    
集团军某防空旅迎来今年最特别的营区开放日

金融中心的未来在于国际化,既要辐射西部地区,服务这一区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更要利用金融要素市场的杠杆,带动这一地区的产业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价值链条。这是成都打造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必须要承担的国家责任。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发自成都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10-11

  2016年年底,成都成为了中国“城市吸金能力”(本外币存款余额/)排名第三的城市,仅次于北京和上海。2017年9月,成都首次入选国际权威智库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成为有着一定国际金融界认可度的金融中心。
  目前,成都被定位为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并且已经构筑起相对完善的现代金融产业集群和支撑体系。同时,也建成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体量最大、效率最高、辐射能力最强的金融要素市场。
  成都的雄心不止于此。现在,成都的金融中心的建设正在步入了新阶段—从金融资源的积聚,越来越过渡到金融服务辐射的层面。
  在这个阶段,成都并不满足于“中西部第一”这一地位,而是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将充当起中西部地区对接全球金融要素市场,嵌入全球经济价值链的桥梁。而成都自贸区的建设和创新,更将成为成都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打造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新支点。

  中西部第一的金融要素市场
  2017年9月11日,全球知名智库英国/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第2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在成都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发布,成都首次上榜,并在大中华区位列前茅。
  此前,/集团副董事马克·延德尔曾表示,一座城市作为金融中心要被全球接受,必须拥有诸多条件,成都在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行业发展等条件上做得不错。
  该指数是国际上负有盛名的金融中心排名,加入该指数,意味着国际金融界对成都金融中心建设的认可。不过,成都的上榜也并不意外,因为“实力”早已具备。
  在金融机构、资金的积聚上,成都已是名副其实的“西部第一城”。2017年上半年,成都金融业增加值达750亿,占比重达12.3%,居中西部副省级城市首位;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4%,居中西部首位;境内外上市公司84家,同样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成都市金融局局长梁其洲9月初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一是金融机构聚集,有了机构才能辐射出去;二是市场和交易,市场活跃,才能有效配置资源;三是必须考虑成都并不具备北京、上海这样的“天然优势”,因此必须走出一条“特色之路”。
  在机构积聚上,成都在西部城市已位居第一。目前,成都已有金融机构、服务机构1950家。梁其洲透露,拿银行来说,成都所拥有的商业银行总部、大区分行的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居全国第四。
  在中国,银行掌控着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对银行的积聚也意味着资金的积聚,这是打造一个活跃、高效,对周边具有辐射效应的金融市场的“资金基础”。
  截至2017年上半年,成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49万亿,位居中西部城市第一。“成都的本外币存款约3.5万亿,而重庆只有3.2万亿,但成都是一个省会,而重庆是一个直辖  市。”梁其洲说。
  实际上,业界还有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城市“吸金能力”说法,即用本外币存款余额和的比值来衡量城市对资金的吸引能力。单纯的存款余额只能衡量资金沉淀量,而这个比值可以看作是“单位产生存款量”,在衡量资金吸引能力方面更为科学。在这个比值上,成都已接近达到2.7,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梁其洲对成都金融领域的“第一”如数家珍,比如存款余额、证券交易额、保费收入等传统金融市场交易,成都都是毫无疑问的西部第一。“2015年,西部12省区30%的证券交易额都发生在成都。”

  如何利用自贸区的新机遇?
  2008年,梁其洲从成都市委研究室调任市金融办。当时,《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正风靡全球,其中讲到了全球后台外包的崛起,印度班加罗尔已成为全球服务业的后台中心。
  成都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新趋势,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业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前后台分离”,这正是成都的好机会。
  梁其洲分析,金融的前台,比如销售、管理总部,将继续留在京沪深等一线城市,但研发、呼叫和清算等后台业务则可能逐渐朝成本更低、生活舒适的中西部转移。于是,成都迅速行动,于2008年在全国最早提出建立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的战略。
  要吸引金融机构,对方最看重的显然是服务,成都在这方面可以说“无微不至”。梁其洲告诉《南风窗》记者一个细节,他曾仔细考察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但发现一个“小问题”,即建筑之间的间隔太大,中间可能还隔着好几个车道的大马路,人行天桥也很稀疏,这就给金融区内部的面对面交流造成了不便。
  但考察西方比如华尔街,其金融区设计则更加科学,街道更窄,步行成本更低,而且咖啡馆、高品质的精致餐厅林立,富有生活气息。于是,成都金融功能区建筑设计也随即进行了改善,即在高楼间尽量修建连廊。采访期间,《南风窗》记者在成都的一些金融功能区随处都可以看到连廊,既美观,又实用。
  目前,成都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后台共有25家,包括了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邮储银行等,而小型机构后台超过50家。为什么要吸引后台?
  “后台就是一个产业集群”。梁其洲举了一个例子,澳新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排名第八,它的营运中心最早在印度班加罗尔,但2008年后决定搬到中国,于是在成都、合肥、上海和武汉等城市之间选择。最后,选择成都。澳新银行全球营运中心的到来,带动了不少新加坡服务商,它们纷纷从新加坡搬到成都。
  后台的价值在于其强大的“产业链效应”,后台带来大量的服务机构、人才,随着机构和人才的积聚,会逐渐在一座城市形成一个金融服务业的产业集群。而这一产业集群也可以看作是金融前台业务的“基础设施”。有了这种“基础设施”,不但让成都坐实了中西部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更让成都具备了打造国际影响力的后劲。
  2016年,四川自贸区获批,而成都成为该自贸区的核心。金融创新是自贸区改革的重中之重,对成都来说,自贸区的建设更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关键支点。
  下一步,成都将围绕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战略先行区”和“国际创新创业要素集聚区”两大方向,在跨境资金融通、新型金融结算和创新金融市场主体等3个方面打造国际影响力。
  目前,成都已经成为中国中西部最重要的结算中心,今后,成都将利用自贸区契机,以服务“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重点,不断扩大传统离岸金融业务规模,鼓励开展新型贸易、资金结算以及跨境投融资等离岸金融业。还将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结算、金融租赁、离岸贸易结算中心等新型金融业态。
  此外,成都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都自贸区将在打通全球资金进出渠道,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人民币双向资金池等方面进行创新,积极争取成都境内中资企业外债结汇使用、个人其他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以及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进行离岸人民币投资等试点。

  新金融业态的“鲶鱼”效应
  从中西部金融要素市场第一城崛起,到自贸区机遇,成都作为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将越来越具备国际影响力。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必然是国际化的要素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又将发挥哪些功能呢?
  对此,成都提出了 “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功能,以此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创投融资。和债务融资不同,创投融资作为一种股权融资手段,它需要更高的核实成本,也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但换个角度看,正因为如此,创投融资的活跃程度也刚好说明一个地区金融市场的发达水平,以及更重要的城市信用环境。
  数据说明了问题,仅以成都高新区为例,截至2017年8月底,高新区股上市以及新三板挂牌企业数已达144家,位居全国高新区前列、西部地区第一。
  德同资本合伙人、德同银科基金总经理的李农是成都风投行业的“教父级”人物,也是科技部全国创新创业大赛评委,他拥有“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这样的风险投资家经典履历。上世纪80年代,李农已是四川省信息领域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之一,课题获得了国家“863计划”和“火炬计划”支持。
  不过,他随后放弃科研道路和大学教职,先后到深圳、香港和北美创业,曾担任多家美国、香港上市公司的主要高管,之后又成功创办了天盟网络技术公司并任。
  随后,他进入投资行业,加入了德同资本,并操盘了德同银科基金的创建和运作。德同资本是中国顶级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00亿人民币,而德同银科是德同资本与成都当地政府引导基金银科创投合资的子基金。
  目前,德同资本已在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10多个城市都设立了子基金,但成都德同银科是10支基金中回报最高的一支基金。业内权威机构清科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李农带领的成都德同银科一期基金收益率为38.68%,其投资的厚普股份、恒阳牛业、海川实业等均是回报和估值超过10倍的“独角兽”企业。
  那么,资金量并不算大的创投行业,对成都到底有何意义?李农对《南风窗》记者用了“鲶鱼效应”来打比方。他说,在金融市场中,创投是鲶鱼,创投的活跃,可以驱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如,在创投的帮助下,高质量的高新企业群体崛起,会驱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同时也产生了大量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说,创投是金融生态良性运转的一个重要“发动机”。
  作为成都天使投资协会的理事长,李农认为成都的创投行业还大有可为,但必须要有产业前瞻性和世界眼光。一是必须认清新技术革命正在到来,产业潮头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现在又到了人工智能。行业必须要有前瞻性,要提前布局。二是应该继续挖掘成都、西部传统有潜力的企业,比如军工制造、生物医药以及清洁能源等。
  
  积聚国际化的资金和才智

  一座城市创投行业的勃兴,并不是单纯资本增值的故事,它背后是优质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聚和分发,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杠杆式推动。
  银科创投作为成都市的政府引导基金,于2009年成立,定位是母基金(, ),即投资于作为子基金的风险投资,从而发挥财政资金或者说国资的“杠杆效应”。这家基金的发展是成都创投发展的缩影,也代表着金融业“成都模式”的某些示范价值—产业投资如何紧跟行业大势,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银科创投总经理吴忠是成都创投产业崛起的见证者和直接推动者,2014年,吴忠成为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的委员,这是私募资本和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首次当选创业板发审委委员。
  “风险投资一半是钱,一半是智。” 吴忠对《南风窗》记者回忆,从成立之初开始,遴选合资基金的合作方股东时,银科方面便有非常严格的标准。首先,投资机构必须有良好的投资历史和优良的团队,只有优良的团队,才能为被投资的企业带来“钱以外”的东西。
  德同银科是银科创投最早设立的一只子基金。吴忠回忆说,无论是银科方面,还是德同方面都希望这只基金能成为一个“样板”,因此对该基金负责人遴选颇为用心,最后选择了拥有“复合经验”的李农。
  吴忠说,李农的经历很合适,做过大学教师,科研出身,在美国和香港的上市公司都有高管和资本运作的经历,自己也成功创过业。“我们希望投资家能给成都和西部的创业者带来真正稀缺的东西,能真正地帮助创业者,而不是只带来钱。”吴忠说。
  尽管是国资背景,但银科创投非常具有进取心,投资极其富前瞻性,总能踩准产业大爆发的点。吴忠认为,母基金必须有独特的“宏观策略”,一是必须对行业发展进行前瞻性的配置。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移动互联网。
  早在2011年,吴忠便带领银科团队奔走海内外,寻找擅长移动互联网投资的机构,准备组建合资子基金。此时,中国最热的是手游,移动互联网尚且没有完全登堂入室。
  成都是中国的手游之都,通过长期调研手游行业,吴忠最后断定,移动互联网必然成为新的爆发点。之后,吴忠迅速找到了网秦团队,双方一拍结合,迅速组建移动互联网基金,这也是国内最早的专业投资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基金。目前,其投资的一家独立第三方移动数据提供商已估值飙升28倍。
  “母基金必须更加前瞻。等到别人想投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标的了,而我们已先行一步。”吴忠也强调,除了前瞻性之外,母基金投资也应该基于区域产业的优势而配置。“所有成都、西部有优势的产业,我们都会考虑配置。”
  不过,吴忠也表示,银科旗下的子基金注册在成都,但投资标的则早已不局限在成都。“成都要做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投资就必须辐射西部,乃至全国和全球。”
  成都风投早已走出成都,成为中国风投行业的一股新锐力量。近期,股的一些热门新股,比如基因第一股华大基因、抗癌第一股贝达药业等背后,都有来自于银科旗下子基金的投资。闯劲十足的子基金德同银科李农团队还打破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陈规,投资了东北的一家牧业公司,并且后者成功借壳上市。
  成都的雄心并不止于国内。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是成都重要的金融功能区之一,小镇总经理助理刘锋对《南风窗》记者透露,截至7月底,小镇已入驻中法航空制造业基金、剑桥基金、资本、德同资本等国内外知名基金机构近150家,管理资金规模600亿元。投资机构来源国包括了英、法、德、澳、荷、俄等,它们纷纷将小镇视为寻找中国西部投资机会的“桥头堡”。
  此外,中国西部唯一的(特许金融分析)人才社团成都金融分析师协会也有望于今年10月落户基金小镇。是国际金融界最权威的专业资格认证证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先后被国家赋予西南地区金融中心、全国重要金融中心及西部金融中心等功能,经过近20年的发展, 成都已成为我国西部最重要的资金积聚地和海外投资目的地。
  金融中心的未来在于国际化,既要辐射西部地区,服务这一区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更要利用金融要素市场的杠杆,带动这一地区的产业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价值链条。这是成都打造金融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步骤,也是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必须要承担的国家责任。

意大利年轻人对祖国当前的状态和它所能提供的经济机会深感失望。事实上,尽管伦齐承诺实施旨在重振意大利经济和制度的改革——他也凭此赢得2014年大选——但此后仍有约9万40岁以下意大利人选择离开。

作者: 保拉·苏巴基( )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4-12

在过去20年中,约有50万18~39岁的意大利人迁居到国外,他们倾向于去德国、法国和英国等经济更有活力的欧盟国家。而这只是官方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多一倍有余。问题来了,为什么意大利年轻人如此热衷于离开自己的国家?
他们并非政治上不得志。2013年以来,意大利议会中40岁以下代表比例从7%增加到13%。此外,目前意大利政府是发达国家中最年轻的政府之一(仅次于法国)。41岁的总理马泰奥·伦齐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尽管如此,意大利年轻人对祖国当前的状态和它所能提供的经济机会深感失望。事实上,尽管伦齐承诺实施旨在重振意大利经济和制度的改革——他也凭此赢得2014年大选——但此后仍有约9万40岁以下意大利人选择离开。
伦齐的承诺尽管动听,也很乐观,但仍无法掩盖眼下意大利严峻的经济现实。最引人注目的是,该国青年失业率高达39%——为欧盟最高之一,远高于20%的欧盟平均水平;26%的30岁以下年轻人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接受培训——为欧盟第二高,仅次于希腊。这种青年失业问题解决起来相当困难。
即使是有工作的人,他们也有不开心的理由。据欧盟统计局数字,意大利年轻人是对工作最不满的,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最好的工作岗位都留给了所谓的“关系户”。事实上,腐败问题确实仍是意大利的一大挑战。比如,罗马的上两任市长都因为渎职而被迫下台。在去年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腐败印象指数中,意大利排名第61,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垫底。
更糟糕的是,意大利经济发展已经停滞多年。诚然,它仍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大约为2.6万欧元,净储蓄率也较高,为的18%。但从2000年~2015年,略有下降,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0.5%。尤其在2012~2014年经济更艰难,长时间深度衰退导致下降了2.1%,实际人均收入下降4.3%。
这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一点也不奇怪,比起在国内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必须依靠父母,移民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当然,一些人在国外的工作也不稳定和如意。但对大部分有技能、高质量的年轻人来说,在国外开启职业生涯的机会远远高于意大利。
因此,优秀的意大利年轻人最有可能离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博士和研究人员无法在论资排辈、腐败横行、又囊中羞涩的本地大学谋得一职。此后,许多其他专业人士,如医生、医疗工作者、图书管理员、软件专家等,都纷纷加入了出国大军。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趋势被移民流入所抵消。官方数据显示,每有一位意大利人离开,就会有三位新移民流入。对意大利的人口平衡来说,外国人(约500万人,占人口的8.3%)的涌入是一个积极趋势。意大利是全球平均年龄排第二位的国家,仅次于“最年老”的国家——德国。在意大利, 15岁以下年轻人与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1.5,家庭的出生率则为1.35,也位于世界最低行列,大约和日本相当。
相对其他欧盟发达国家,尽管意大利能够提供的高技能岗位有限,但是也吸引了移民潮。但现状是,30% 的外国移民认为自己大材小用,因此意大利正在失去吸引力,特别是对高技能专业人士。自2007年以来,每年到达意大利的移民人数下降了一半,而离开意大利的移民人数却增加了两倍。
留在意大利的人——不管是意大利人还是外国人——一般技能都比较低。41%的意大利人口只接受过基础教育,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葡萄牙、马耳他和西班牙除外)。此外,17%的意大利人过早结束教育,只有22%的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好消息是,与其他欧盟伙伴国家一样,意大利已经承诺要改善受教育情况。欧盟委员会的“欧洲2020增长战略”,旨在创造“智能、可持续和包容的经济”——要求到2020年各国将辍学比例降低到10%以下,并保证至少40%的30~34岁人口能够完成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
但这些目标只是重振意大利经济和吸引顶级人才的有效战略的一个方面,意大利政府还必须兑现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并打击腐败和裙带风的承诺。但是,考虑到世界经济停滞的不利因素和长期衰退的后遗症,改革实施起来还很困难,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意大利年轻人仍着眼于在其他地区寻找未来。即使充满信心的年轻总理也无法说服他们留下。


本文由 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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